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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迎建:做电子阅读器的老大

刘迎建:做电子阅读器的老大

行伍出身的刘迎建,毫不掩饰自己的雄心,他说电子书大战的主动权在中国,而汉王迟早会称王。在他的规划里,汉王不仅要考虑终端大战,还要考虑电子书交易平台之战;不仅销量第一的名号要志在必得,也希望能凭此一战跻身世界500强。

2009年是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元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预测,2009年中国数字出版总产值将达750亿元,并首次超过传统出版的产值。中国数字阅读与出版的异军突起,不仅表现在新一代“类纸显示技术阅读器”——电纸书的广泛普及上,形成逐渐取代纸书的趋势,而且更深刻表现在电纸书所带来的巨大而深远的产业变革上的跨越式发展。这个发展过程,就是刘迎建以及他所带领的汉王科技团队不断推动数字阅读与出版技术革命的过程。

很多人也许并不了解,无论是世界著名企业微软公司,还是众多商务通产品,乃至目前市场上75%以上的品牌手机都在使用着一项来自中国的技术,这就是“手写输入”,这项技术的发明者就是汉王科技董事长刘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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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知的心备受煎熬

只有亲身经历了10年浩劫的人,才真正懂得改革开放的意义。

刘迎建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从小就有着丰富多彩的梦想与抱负,甚至想攻克癌症,想拿诺贝尔奖。但赶上了文化大革命,1968年,初中一年级之后年仅15岁的他就入了伍,后来在总参谋部当通信兵。

刘迎建几乎什么活都干过,喂猪、挖沟、插秧、种地、做饭……小小年纪吃馒头不论个,论斤。但对他来说,这些都不是苦,真正的苦是没有书念。“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特别特别想学习。”他说。那时候的新华书店,书本来就很有限,他连买带借,一来二去就把所有的书看完了。“薄薄的数理化书,军医大学出的书,还有天文方面的书。”至今,他依然记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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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看书,刘迎建晚上时常“逗留”在厕所,只因有灯。臭是自然的,但读书在当时本身就是一件很“臭”的事,二者在一起,倒也契合。

刘迎建还极其迫切地想生病,“在医院就能安心看书了。”为此他想了不少办法,但居然就是没病倒。

为念书的事儿,刘迎建被扣上了“白专”、“有野心”、“不务正业”的帽子,遭到批判,很多战友避而远之。

后来,上大学成为刘迎建的梦想。他想去念工农兵大学,但显然,推荐是轮不到他的。一颗求知的年轻的心,备受煎熬。他,几乎绝望。

不过,上大学的梦想成为刘迎建前进的支点,伴随他熬过了这段尴尬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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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来得猝不及防

1978年,国家恢复高考,刘迎建迎来了巨大的幸福。当时高考年龄的上限是25岁,刚刚25岁的他幸运地赶上了高考年龄限制的末班车。

多年如饥似渴地学习,使刘迎建根本不用复习,一考即中,而且还是部队西北区的第一名。他报考的是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计算机系,这样选择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他想学以致用,回去继续当他的通信兵,服务于部队;二是“这个专业是最新也是最难的”,既然学就要学这样的。

那个时代,大学生的学习劲头超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自习室的灯总是亮的,里面永远不缺人;图书馆更是天天排队。刘迎建的感觉仿佛是到了天堂,以前看书见不得人,现在想怎么看就怎么看,想看多少就有多少,而且还被社会称为“天之骄子”,受到别人的羡慕和敬仰。

刘迎建自觉英语底子薄,就整天扛个砖头似的录音机,走到哪儿听到哪儿。一次,听得入了迷,他“咕咚”一声就掉进沟里。

“那4年我看了很多书,一本接一本。”刘迎建说。他的计算机功底因此打得非常扎实,毕业工作之后,成为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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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干一辈子的事业”

“大三的时候我就把我终身奋斗的目标确定了。”刘迎建告诉记者当时一直有个目标压在他心底,那就是一定要通过大学学习,解决自己所在部队训练和作战上的一些难题。

上大学前,刘迎建所在的部队是搞微波通信的,在训练和演习当中,最让大家感到烦恼的事情是背密电码。“空中的无线通话,不能讲明语,只能讲数码,必须把要讲的话通过密码本翻译成数码,然后双方用念数码进行对话,这个过程不仅非常耗时还容易出错。而为了保障安全,密码还要经常更换。”这给刘迎建留下了非常痛苦的记忆。

大三的整个暑假,刘迎建是在教室里度过的。他决心编一套汉字编码方案,通过偏旁部首规则和拆字规则,把每个汉字都变成数码,然后通过机器按密电码加密,输出可以使用的数码,这样速度和准确性可以大大提高,从而减轻通信战士的压力。

然而,就在编写的时候,刘迎建发现:一套好的拆字规则,最多只能覆盖80%左右汉字,剩下的20%还是要靠强记。当时著名的“王码”已经有了,其他各种各样的汉字编码方案也有20多种。然而,每种编码方案,无论宣传得如何简单,实际上都还是要进行大量的学习和记忆。

“我是学计算机的,我应该用更高层次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由此,刘迎建产生了用汉字识别的方法来解决汉字输入编码问题的想法。“人们只要书写汉字,便可由计算机识别后产生标准代码,我认为这种方式才是最自然的、最终的解决方式。”

“我知道这项工作很难,但这是我可以干一辈子的事业。”刘迎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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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助理工程师该干的事”

1982年,刘迎建大学毕业,被分到总参通讯部第一总站,职位是助理工程师。

“真的是赶上了好时候。”今天回想起来,刘迎建还是这样感叹。部队把他这样的第一届本科生当成了宝贝,所有的事情都要找来。“我参加对日本的谈判,对美国的谈判,还让我参加技术革新项目。”而与之对应的是,“科班”出身的刘迎建非常争气。有一次,他的几个同事编写一个程序,对照着参考书,编了3个月,程序写了等腰高,但就是在计算机上调不通。刘迎建一个晚上就“驯服”得计算机乖乖听话,把所有在场的人都吓了一大跳。

还有一次,“我记得是做电报的讯电测试仪。”刘迎建说。当时40多个人围着一张桌子同时发电传,然后用一台非常简陋的计算机来校对他们的编码,旁观的人谁都认为不可能,那么简单的计算机怎么能校对那么多?刘迎建仔细分析了一下,编了个小程序,把计算机配置动了动,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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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年底,刘迎建向总参通讯部科技处提交了20页纸的“联机手写体汉字识别设备”的研发报告,当时他心里并不认为自己有多大把握能获得批准。“这种研究不是一个助理工程师该干的事,应该是教授、院士考虑的问题。” 但让他喜出望外的是,他的报告很快获得了批准。通讯部还给该项目拨款2万元,并配电脑2台。从此,刘迎建踏上了解决中国人汉字输入问题的科技攻关道路。

1985年3月,刘迎建主持研制了全球第一台“联机手写汉字识别在线装置”,通过手写输入汉字,开创了全新的汉字手写识别领域。1986年1月,该装置申报了国家发明专利,并向社会推广,引起轰动。

1987年,中科院自动化所破格录取刘迎建这个没有读过硕士的年轻人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即为汉字识别。也正是在这一年,我国相关863项目也开始了,刘迎建的导师把他推荐为项目的负责人,自己甘居副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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