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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眼镜大王的传奇:从到克拉玛依油田卖护目镜,到眼镜大王的传奇

一个眼镜大王的传奇:从到克拉玛依油田卖护目镜,到亚洲最大树脂镜片生产基地

东方网·纵相新闻记者 陈思众 单珊 沈超 丁一涵
“改变世界的目光”。走进汤龙保的办公室兼会客厅,这幅字便映入眼帘。
现年66岁的汤龙保兼任丹阳市眼镜商会会长和万新光学集团董事长,也是中国生产树脂镜片第一人。他自小在江苏丹阳长大——这个后来被人们惯称为”中国眼镜之乡”的地方,是从半个世纪以前的”窝棚眼镜厂”一点点成长起来的。
在丹阳,眼镜人提起汤龙保的名字,总带着几分崇拜。他们叫他”汤司令”:”汤司令”最初以磨片工的身份进入司徒镇大坟眼镜厂,干过技术,跑过销售,最终当上法人,将万新光学从一个摇摇欲坠的企业发展为占地300余亩的集团。如今,他的”光荣之路”成为媒体反复书写的对象。

(图说:丹阳市眼镜商会会长和万新光学集团董事长)
眼镜行业能够成为丹阳如今离不开的支柱产业,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这一点,几乎没有人比汤龙保更清楚。
从”社会大学”走出
汤龙保总戏称,自己是从”社会大学”毕业的。
1955年,他出生于丹阳司徒镇,父母在他6岁时因特殊情况离婚。三年后,母亲改嫁,父亲远在浙江西塘工作,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家。汤龙保只得和爷爷奶奶相依为命。年少时代物质的匮乏、农村的流言蜚语使他受尽歧视。
进入眼镜厂工作实是无奈之选。13岁那年,汤龙保的奶奶患上癌症,为了筹钱治病,爷爷变卖了大部分家产。16岁那年,奶奶去世,考取了高中的汤龙保由于付不起学费只得放弃。生产队长看他可怜,才安排他进了当时的队办企业大坟眼镜厂工作。
少年汤龙保跑到奶奶的墓前发誓,”非要出人头地不可”。
当时的窝棚眼镜厂条件恶劣,五六间房就是一个厂房的全部,十几个工人在里头,主要依赖目测把关产品质量。尽管很快成为一名熟练的技术工人,但1971年初,汤龙保因磨片的粉尘、沙粉感染了湿疹导致了肾炎,由于医生嘱咐不能多吃盐,他总是感到无力,难以承担长时间劳动的负荷。
“放弃”二字并不在汤龙保的人生字典里。反倒是在这一阶段,他完成了职业生涯的重要转变。
上世纪70年代时的中国实行着计划经济制度,眼镜市场和原料供应的链条被牢牢掌握在国营企业手中,队办企业只是生产链条上的”补充环节”。当时,汤龙保所在的司徒公社眼镜厂玻璃毛片的货源断了,又得不到计划原料供应。作为车间主任的汤龙保被派到位于安徽凤阳的玻璃厂,以技术指导换取供货保障。
为此,汤龙保在安徽呆了半年,直到玻璃厂的磨片技术足够成熟,能为企业提供充足的原料。与此同时,他也熟悉了玻璃镜片从零开始的全套生产流程。
回到厂里后的汤龙保发现,原料是充足了,但镜片堆积如山,找不到市场。

眼镜大王的传奇
眼镜大王的传奇

自那时起,他的品牌意识便悄然萌芽:”本身上海、苏州、北京就是区域品牌,但我们开始做的时候没有品牌,我们都是计划外的。”
“那个时候我就想,如果我在上海,那’上海’两个字本身就是品牌。把我们这里的商标撕掉,换成’上海’两个字,就能多卖两块钱。”

(图说:上世纪80年代,中国一店内提供订制加工各种镜片的服务。图/Bruno Barbey)
他并未囿于车间主任的身份,而是主动请缨向外跑,搞推销。一年里,他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最长的一次有两个多月都在路上,从西北到中南,再北上至东北。冷眼与拒绝是家常便饭:想去参观国营企业的工厂,对方根本不让进。
但也就是在这一次次失败的过程中,汤龙保逐渐摸到了门路。他敏锐地发现,工矿企业充满潜力——机床工、抛光工需要劳保防护镜,野外作业的工人也需要戴墨镜。
他坐了80多个小时火车去到新疆克拉玛依油田:”那里有十多万员工,相当于一个小城市嘞。镇江眼镜厂提供的劳保镜价格比国营企业更便宜,还能服务上门,质量也不差。”就这样,他卖出了一万元的平价劳保镜,成了当年眼镜厂最大的一笔订单。
很多年以后,他才知道这在营销理论中叫做”错位竞争”。
眼镜行业遭受挑战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丹阳迎来了眼镜行业的蓬勃发展期。一年以后,汤龙保所在的企业更名为镇江市眼镜厂,他本人则因为销售业绩突出被提拔为供销科长。
1986年,原本由27间房子组成的”车站村”改建为华阳眼镜市场。

(图说:华阳眼镜市场开业典礼)
然而,随着大量韩国和日本的产品逐渐涌入中国市场,原本旱涝保收的国营眼镜大厂开始顶不住压力,面临停产和倒闭的窘境。回忆起那段时间,汤龙保将其描述为中国眼镜行业遭受的一场”灭顶之灾”。
“一夕之间,上海的眼镜厂关掉了,苏州的也关掉了,北京的也关掉了。”
1992年,汤龙保所在的镇江眼镜总厂不得不一分为四,原本发展到800多人的工厂只剩下100多人,但他坚持留下。除了保留下的总厂以外,企业分为镇江精密机械厂、万新公司和镇江眼镜厂。司徒镇党委政府决定将万新公司交到汤龙保手中。
那两年,汤龙保的头发开始大把掉落。甫一上任,他便着手开展市场调研,观察下来的结果是,国产眼镜的品质粗糙,设计也跟不上潮流。
“人家的东西确实比我们的好,我们落后了。落后就意味着挨打。”汤龙保反思。
为了拿出能与进口眼镜一较高下的产品,汤龙保在企业未有盈利的情况下,下决心花重金聘请了韩国和日本的工程师进行技术辅导。”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的眼镜在设计和制造上和韩国差不多了。”
因为当时崇洋媚外的思想比较严重,国人对于国产眼镜并不感兴趣。

(图说:20世纪80年代的吴良材眼镜店)
“我把我们的眼镜拿到市场上去,说这是进口的。对方就说,进口的就是好。”说着,汤龙保眼睛眯了起来,模仿起当年的场景,”我说你再看看,是国货眼镜。人家就说,哦怪不得,质量不太好。”
汤龙保决定将重心暂时转向国外市场。1992年底,汤龙保和团队一起赴香港参加国际眼镜展,被德国客户看中,对方下了订单。第二年,他们又在北京眼镜博览会与英国、美国等外国客商签下订单。
1993年前后,汤龙保发现国际市场已经开始流行CR-39树脂镜片。他判断,树脂镜片在国内肯定也会有市场。尤其对于易摔倒的老人和儿童来说,树脂镜片不会碎,安全系数更高。
但其间有不少技术壁垒还没有突破,汤龙保只得将从镜架车间赚来钱不断投入树脂镜片的研发,终于在1994年下半年攻克了这个难题,成功的研发了树脂镜片,并开始量产。

(图说:汤龙保年轻时)
2005年,万新成为国内眼镜制造业第一家拿到中国驰名商标的企业。
坚持、认真、创新、诚信
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报告显示,目前中国近视患者人数多达5亿左右,几乎是中国总人口的一半,近视比例占世界第一。汤龙保本人则将眼镜产业称为”民生的产业、光明的事业”。
如今,公司大部分业务已经移交到儿子汤峰手中,但汤龙保仍旧雷打不动,每天上午八点半准时出现在办公室。

(图说:汤龙保(一排左)与镇江市委书记马明龙。)
当被问及知不知道直播带货这一新型销售方式时,汤龙保摇了摇头,但很快笑起来,表示自己有兴趣了解。在今年回复镇江市委书记马明龙的信中,汤龙保直言:”我虽然已经不再年轻了,但是我的团队越来越年轻,现在的万新是属于充满创新激情的年轻一代人的万新。”
2020年初,新冠疫情的出现扭转了各行各业的发展趋势,眼镜行业也身陷风暴中心。汤龙保带头在发出倡议书,带头延迟复工至2月12日,同时成立疫情防控小组,统筹人员管控、环境消毒、宣传防疫知识等。
4月,作为丹阳市眼镜商会会长汤龙保和秘书处工作人员深入到丹阳眼镜会员企业进行调研企业复工复产的情况,了解疫情防控和外贸出口等问题。
由于疫情在国外部分地区仍未得到控制,万新光学的外贸出口也受到波及。汤龙保说,4月的国际订单减少了25%,到5月减少了75%,而国内市场已经基本恢复至疫情前的销售水平。

(图说:万新光学车间)
汤龙保希望,可以在接下来的几个月,继续推动国内眼镜市场的销售,扩大内销来减少疫情带来的损失。同时拥抱互联网,发展电商经济。
“眼镜是个特殊的产品,不能随便拿起来就戴,必须得通过验光和佩戴才能有实际体会。更重要的是让人戴得舒服。”汤龙保说道。
他认为,错位营销仍会是个好办法:”电商的做法是线上的交流,而线下能够更多提供服务。这是两种不同的模式。顾客可以在线下接受体验,等有了相关资料,下次想再配眼镜,就可以通过线上下单。”
当他开始讲述这些构想时,很难想起他已经年逾甲子。只有他鼻梁上的老花镜提醒着人们他的年纪。汤龙保说,儿子小的时候并不爱听他谈这些生意经,但如今反而爱听了。
对于汤龙保来说,他的人生已紧紧和眼镜行业绑定在一起。他用八个字来总结他的企业精神:”坚持、认真、创新、诚信。”
“我的人生也就是这个八个字。”末了,他补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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